三年多前。
我叫戚夕，今年十六岁，旭日中学的准高三生。 高一下学期母亲得了癌，那拇指大的肿瘤压迫着她脑神经跟脑叶，记忆全无智力尽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看见我会笑，见到针头会哭闹，活像一个三岁小孩子一样。
亲戚间凑过几笔钱给我，但那只是杯水车薪，无底无洞一样没个尽头。
再亲近的人也是有他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底线，我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打扰他们的生活。
舅妈看着大舅舅第三次给我一个很厚实的牛皮信封时，眼神里面尖锐得像藏着一把刀子。
眼观鼻鼻观心地装作看不见，把头往死里低下去我说：“等我以后出来工作一定会还的。”
“都是一家人，还是我亲姐呢，客气什么？快拿着去把学费跟医疗费交了吧，别把事情给耽搁了。”大舅舅把我送出门去，可木门刚关上我就听见一把尖嗓子在嚷着：“那是这半年的房租，都把钱给她我们下个月还怎么交租啊！”
“可她那里急……”
“我跟小斌难道不是人不用吃饭……”
……
再后面的我没有听下去，只怕手脚放得更轻些，生怕舅舅知道我听见了要为难。
我开始在报纸上面找兼职和工作，为了省那每天一块的报纸钱只好泡在图书馆里面拿着笔记本记下比较可能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等放学后开始尝试拨打那些电话面试。
早有耳闻本科生求职难，就更不用说那时刚上高二的我。
试过给杂志社投稿，试过接手工活，也在课余时间到朋友介绍的女仆咖啡厅里面打工，但是那些工作并不是固定常有的，十次里头只有三四次能够拿到钱，而那几十到两百不等的钱顶多只是解决了自己的生活费。
母亲的医药费跟治疗费还是杳无音讯。
托父亲的缘故，以前任职但已退休的医院院长利用方便让我妈转去那家医院治疗，药费跟治疗费也尽可能给予报销，但是一个月至少三百的床位费还是让我焦头烂额，看到一个硬币都恨不得把它掰成两瓣来用。
馒头跟白开水最平宜，但这种营养缺乏的食物我能吃，我妈不能。
她是病人，需要营养去跟病魔抗争。
班主任知道我情况，批准我不用住校可以走读，中午一放学就从食堂打好饭菜带去医院给我妈。
为了省钱，自然也是住在集体病房里面，一个房间十张床，男女老少皆有，刚开始偶尔在医院里面陪着我妈睡，半夜听见走廊外面有小孩子哭闹声，大半夜的，那声音瘆人得很。
我妈被吵醒了，嘤嘤地在床上发脾气打枕头，把挨得最近那位大姐给吵醒了。
我连忙一边安抚着我妈说：“乖哦乖哦，没事了没事了，睡觉好不好。”
她指着杯子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我穿上鞋子提着热水瓶到开水间接热水回来。
紧赶慢赶地把的水吹凉，她却等不及已经睡着了，端着那杯水喉咙忽然酸涩起来眼角泛湿，一仰头把水给喝完，却见对面临床那位被吵醒的大姐睁着眼睛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那晚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跟着她走出了集体病房，坐在过道那里吸烟。
第一次吸烟不习惯，一口气吸进去紧接着要命死地咳嗽起来，那位大姐很是紧张地捂着我的嘴说：“不会吸就别浪费，咳也给我憋着，要是引来护士把烟都收走了我跟你没完。”
那晚我看着楼道上的玻璃射进灰白色的晨光，有些死气沉沉但暗藏着几缕不可触及的希冀。
那位跟我彻夜闲聊，让我把积压许久的心酸跟苦涩头一次倾诉出来的大姐叫金兰，直到她后来走的时候，我也没搞清楚“金兰”到底是她坐台时的名字，又抑或这就是她的本名。
假作真时真亦假，多年后我站在她墓前自嘲，不就是一个称呼用的代号，又何必太较真？
总而言之，夜倾城的工作终究是她帮的忙，我找了自小要好的表姐借口自己跟杂志社签约需要满十八岁的身份证去登记，继而拿到复印件去到公司报道。
八月份的狮子座，距离成人还有两年不到，第一天上班我站在镜子前面把自己双颊用手给拍得发红，默言道，不就年纪上差那么个一年半载么，小心些就不会出什么篓子的。
刚开始是负责客人离开后清洁包厢，三天后领班让我负责端盘子进去。
大概是金姐有打过招呼，领班也只是叫我干些体力活，不让我跟客人间有什么接触。
上班时间是每天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钟。
最初的半个月是最难熬的，课余有了空闲时间就开始赶作业，等下午放学后把晚餐拿到医院让金姐帮忙照看着我妈吃完它，自己则扒拉几口接着做卷子或者归纳习题，九点钟一到就离开医院搭半小时公交到夜倾城换上侍应的衣服准备工作，一整日都是马不停蹄地赶，颇有些心力交瘁感。
每每回到出租屋里都是快三点钟，等脊梁靠到床上则是四点钟的事。
每天睡觉的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任是我意志再好也吃不消，课堂上屡次被老师因为上课瞌睡而被叫到办公室里头。
